但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权的中央化被转换成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话语体系，并成为本次改革的理论基础。

因此，复议行为与原行政行为是审查与被审查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关系的存在，使它们之间成为虽独立存在但又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两个行政行为。5. 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将会产生严重制约。

[15]由于其驳回决定类似于我们的复议维持决定，因此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经诉愿后的被告制度与我们原《行政诉讼法》关于经复议之后的被告制度相似。这些问题的确应当予以解决，但解决方法不是将它们列为共同被告。[12]其实，实践中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同时，《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如果相对人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复议机关追加为被告。4. 设置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的理由不充分。

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是新《行政诉讼法》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条款之一，并被认为是一种制度创新而受到赞扬，在‘新行诉法的诸多制度创新中，其中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增加复议机关做被告的责任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责任。[28]从复议机关的利益角度看，根据《适用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即使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成了共同被告，复议机关只要针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就可以了，主要的举证责任（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完全可以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20] 《李维汉选集》，第344-35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甘肃与宁夏，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西北回民的宗教负担，平均占每人年收人的20%以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和法律，宗教是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宗教制度可以不可以改革？恐怕是应该有所改革。[4]平等权是在西方国家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中所提出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对于现行宪法中的宗教条款，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宪法释义学层面的规范分析、结构分析，还有必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与政治、教育关系处理、宗教事务管理等宗教工作的历史制度变迁，即在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历史脉络中理解现行宪法的宗教条款。

只有通过政教分离原则，各宗教、教派才会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公民对于宗教信仰也进而才有可能有一种平等的选择自由。文章来源：《原道》2016年第3辑。

[20] 李维汉对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的区分，正是建立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宗教状况的一种清晰判断基础之上，也是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个人思想领域的选择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的前提在于政教分离这些现代政治理念的洞然于胸。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一国宪法中的宗教条款的相关规定，并非一种纯粹的文字修辞或者逻辑推演，而是基于本国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与政治、教育关系处理、宗教事务管理等现实国家治理宪法制度的制度需求使然，也是立宪者对于本国宗教工作现实样态判断、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后的一种政治决断。而既然是选择，则必须要有选择的可能与机会，即必须允许公民将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何种宗教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人选择，按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政策》中的表述，就是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这其中最典型的即是宗教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商业资本等社会经济财富，对当地社会、政治、司法产生重要影响，表面上的宗教制度，实际上也是该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部分。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和第49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等相关规定。纵观世界立宪史，不乏关于成文宪法典的借鉴甚至移植，但在立宪过程中，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制度需求，它体现的是立宪者对于本国现实政治样态判断、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后的一种政治决断。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等规定。

那么，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其宗教改革、革新的宗旨则是消除旧宗教内部所具有的封建性、剥削性问题。[23] 在宗教改革的进行过程中，中央本着慎重、稳进的方针，注意宣传、注意发动群众、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和平改革等举措，除了西藏地区因为旧西藏部分上层僧侣贵族势力阻挠改革悍然发动叛乱进而采取了边平叛边改革、先平叛先改革的方式，大部分地区均是在和平、有序的方式下平稳进行，到1960年底，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宗教改革基本完成。

关键词:  宗教条款 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 宗教改革 宪法史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宪法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一般被也认为是个人领域的一种信仰选择自由。而宪法文本中这种对于基本权利行使的限制，实际上也并不是为限制而限制，而是为了让基本权利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更好的行使。

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2]。[18]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第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格鲁派寺院也大都拥有自己的寺属庄园和属民，拥有自行管理寺院庄园和属民的权力。而且，尤需值得警醒的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各个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日益频繁，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愈发突出，方法多样、渠道多重，波及面更广，而且也不限于原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也存在着宗教渗透的情况，[13]这实际上，是以铁的事实，印证了当初立宪者在现行宪法的宗教条款设计中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政治远见与立宪智慧。而在当时的西藏，噶厦中官员组成基本上采取了僧、俗并用的原则，处于僧、俗各半的比例。我们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25]，这个记载，无疑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宗教改革对于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进而彻底完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革命任务之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宗教条款 宗教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 宗教改革 。同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宗教与政治、教育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也不乏宗教过度干涉政治、教育甚至政教合一体制而对宗教信仰自由本身的行使造成损害的惨痛教训。

[10]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任命的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黎培里仍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革命事业持极端仇视的态度，并且打压、阻挠中国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三自革新运动。[9]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行使自然也概莫能外，对其的理解，也需要放在现行宪法文本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

二、在宪法文本结构中理解宪法中的宗教条款 宪法文本中的宗教条款集中于第36条，但宪法条款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乃至整个宪法文本结构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实际上，基督教、天主教中的爱国人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试图摆脱帝国主义在组织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建立纯粹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自立教会，但这样一种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并有了国家这样一个强大和坚实的后盾后才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使，因此也必须符合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的平等权的规定。（3）禁止十秒敲诈勒索群众财物。在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如基巧公署，一般也设四品以上的僧俗基巧各一人，基巧下一级的宗的宗本人选也大体是僧俗各半。甚至在一些地区，则直接呈现为宗教与政治、行政、司法合一的政教合一的体制问题。

[14] 如习仲勋同志在198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强调，我国的伊斯兰教界要加强同各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相互访问和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交流。因此，对于现行宪法中宗教条款的理解，需要结合现行宪法第36条整个四款内容、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其他相关条款、现行宪法宗教条款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政策的历史变迁来加以理解。

同时，三大寺还有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黄教寺庙作为属寺，子寺的堪布等要职，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担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驻代表掌权，进而形成一个严密的教团体系。实际上，现行宪法第36条第2款中对于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的平等保护，正是平等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在宗教信仰自由中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对这个问题如果重视不够，麻痹大意，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现行宪法第36条对宗教事务的规定，是涵盖了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独立办教、宗教活动必须合法等宪制追求的一种全面规定。

如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第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等，这也是基本权利行使与基本义务奉行一致性的一种体现。而现代宪法中对于政教分离、各宗教、教派平等的强调，同样也是这种基本权利行使平等原则的落实与体现。而罗马教廷，此时也对中国宗教的革新运动与内部事务横加干涉，甚至威胁割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的教籍。正因为如此，宗教信仰自由权不是简单的单个权利，其辐射范围包括了与宗教有关的各种问题。

[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第80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在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第一条即是关于平等权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1] 段德智：《新中国宗教工作史》，第31-33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注释: [1]王秀哲：《成文宪法中的宗教研究》，第2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如政教关系、宗教活动的宪法规制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扶植地下势力，建立非法组织，同爱国宗教团体争夺寺观教堂的领导权[26]，也更进一步印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的宗教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印证了现行宪法中宗教条款中对于宗教与政治和教育相分离、宗教活动必须合法、独立自主办教等内容规定的立宪远见与智慧。